法制周刊

涉內幕交易罰沒近4億,證監會的這張巨額罰單似存在法律硬傷

來源:法制周刊     發布時間:2019-08-13 11:30:49
摘要:7月31日,證監會官網公布了【2019】75號行政處罰決定書。這是一份重量級的行政處罰決定。被處罰的行政相對人陽雪初,一個很有詩意的名字。證監會認定:2013年2月21日,深交所上市公司中青寶轉變投資策略,明確要收購業務成熟、有一定利潤規模的優質游戲公司的決定屬于內幕信息。陽雪初在內幕信息公開前,與內幕信息知情人李某杰頻繁溝通聯絡,控制多個賬戶,通過杠桿融資、抵押房屋貸款、融券等多種手段籌集大量資金巨量買入“中青...

 

7月31日,證監會官網公布了【2019】75號行政處罰決定書。這是一份重量級的行政處罰決定。被處罰的行政相對人陽雪初,一個很有詩意的名字。

證監會認定:2013年2月21日,深交所上市公司中青寶轉變投資策略,明確要收購業務成熟、有一定利潤規模的優質游戲公司的決定屬于內幕信息。陽雪初在內幕信息公開前,與內幕信息知情人李某杰頻繁溝通聯絡,控制多個賬戶,通過杠桿融資、抵押房屋貸款、融券等多種手段籌集大量資金巨量買入“中青寶”并獲利賣出,交易明顯異常,且無正當理由或者正當信息來源。陽雪初上述行為違反《證券法》第73條、第76條第1款的規定,構成《證券法》第202條所述的內幕交易行為。由此,證監會決定“沒一罰一”,罰沒總金額近4億元。

作為長期關注證券領域的律師,這張巨額罰單引起了我的興趣。不過,反復研讀這份處罰決定,卻發現其中似存在一定的法律硬傷。從促進資本市場法治的角度,加之證監會的處罰決定對行政相對人權益影響巨大,個人覺得還是有必要對此詳加探討。

與一般的內幕交易行政處罰案不同,陽雪初的這一案件有個很特殊的情節,那就是:在證監會作出行政處罰之前,陽雪初曾被刑事立案偵查。最終,檢察院認為認為陽雪初內幕交易的基礎事實無法認定,故而作了出不起訴決定。

對這一情節,證監會的意見是:“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有著不同的證明標準,刑事程序和行政程序對同一事實的評價標準也不相同。...即使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決定,我會仍然可以進行行政處罰”。刑事案件適用的是“排除一切合理懷疑”的證據標準,通說認為,行政案件適用的是“明顯優勢證據標準”。因此,證監會的這一認定理論依據充分。

證券法將內幕交易行為人分為兩類:內幕信息知情人和非法獲取內幕信息的人。陽雪初的身份是職業股民,未在中青寶擔任任何職務,不是內幕信息知情人。證監會認定的內幕信息知情人是中青寶董事長李某杰。而陽雪初在內幕信息公開前,與李某杰頻繁聯絡、接觸。

陽雪初是否屬于“非法獲取內幕信息的人”?在處罰決定中,證監會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內幕交易司法解釋”)第2條第3項的規定:“在內幕信息敏感期內,與內幕信息知情人員聯絡、接觸,從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從事,或者泄露內幕信息導致他人從事與該內幕信息有關的證券、期貨交易,相關交易行為明顯異常,且無正當理由或者正當信息來源的。”

證監會認為:陽雪初與內幕信息知情人聯絡、接觸,從事與該內幕信息有關的交易,交易行為明顯異常,且無正當理由或者正當信息來源,應當認定陽雪初為非法獲取證券交易內幕信息的人員。緊接著,證監會就此認定:陽雪初交易“中青寶”的行為構成內幕交易。

問題是,證監會能否在行政處罰中援引《內幕交易司法解釋》認定構成內幕交易呢?尤其是在檢察院認為內幕交易基礎事實無法固定而作出了不起訴決定的情況下。再者,《內幕交易司法解釋》第2條是對何為“非法獲取內幕信息的人”而給出的判斷規則,能否直接作為認定構成內幕交易的依據呢?

2011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會同有關部門在北京召開專題座談會,對證券行政處罰案件中有關證據審查認定等問題形成共識。2011年7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關于審理證券行政處罰案件證據若干問題的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證券行政處罰座談會紀要”)。這是證券行政處罰領域非常重要的一份司法文件。

《證券行政處罰座談會紀要》第5條規定:“監管機構提供的證據能夠證明以下情形之一,且被處罰人不能作出合理說明或者提供證據排除其存在利用內幕信息從事相關證券交易活動的,人民法院可以確認被訴處罰決定認定的內幕交易行為成立:...(二)證券法第七十四條規定的內幕信息知情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有密切關系的人,其證券交易活動與該內幕信息基本吻合;...(五)內幕信息公開前與內幕信息知情人或知曉該內幕信息的人聯絡、接觸,其證券交易活動與內幕信息高度吻合。 ”

簡言之,對于聯絡、接觸型內幕交易行為人,認定其構成內幕交易的證明標準是:內幕信息公開前與知情人聯絡、接觸,交易活動與內幕信息高度吻合,同時不能做出合理說明或提供證據排除利用內幕信息從事交易。這里實際上運用了推定法則,將部分證明轉移給了行政相對人。監管機構需證明的事項是:內幕信息公開前與知情人聯絡、接觸 + 交易活動與內幕信息高度吻合,行政相對人則需對交易活動的合理性作出說明或者提供證據排除。如果不能作出合理說明或舉出證據,則推定其構成內幕交易。

同時可以看到,《證券行政處罰座談會紀要》對證券交易異常程度是做了明確區分的。對于內幕信息知情人的近親屬以及關系密切的人,只需證券交易活動與內幕信息基本吻合即可,而對于聯絡、接觸型內幕交易,則必須達到“高度吻合”標準。

在證監會已有的內幕交易處罰案例中,一直以來均遵照該規定進行。例如,在對歐陽俊東的行政處罰決定中(【2016】65號),證監會認定:內幕信息敏感期內,歐陽俊東與包某青、陳某良、高某根存在頻繁通話。在此期間,歐陽俊東使用其本人及“王某勤”、“蔡某喜”、“顧某珍”賬戶買入“勝利精密”股票,...上述賬戶對“勝利精密”的交易活動與內幕信息高度吻合。

在今年7月29日公布的許偉強處罰決定中(【2019】73號),證監會認定:在內幕信息敏感期內,許偉強與知曉內幕信息的鄭某州聯絡,其交易“鼎立股份”的行為明顯異常,與內幕信息高度吻合,且許偉強不能作出合理說明或提供證據排除其利用內幕信息從事證券交易,我會據此認定許偉強內幕交易“鼎立股份”。

在今年8月2日公布的盧英俊行政處罰決定中(【2019】80號),證監會認定:2016年9月22日至11月10日,盧英俊與內幕信息知情人張某帥、朱某偉有43次通話聯系,聯系密切。...盧英俊在2016年10月18日至11月14日交易“東陽光科”的數量明顯放大,交易行為與內幕信息高度吻合、異常性明顯,且盧英俊不能作出合理說明。

可見,無論是以往還是同期,證監會均堅持了“聯絡接觸 + 高度吻合”的證明標準。然而在陽雪初一案中,通篇沒有出現證券交易與內幕信息高度吻合的論述,甚至沒有出現高度吻合的字樣。這不能不說是嚴重的法律硬傷。

陽雪初一案中,證監會只認定了陽雪初“交易行為明顯異常”。其背后的邏輯實際上是以“交易行為明顯異常”標準代替了“高度吻合”標準,以《內幕交易司法解釋》第2條第3項代替了《證券行政處罰座談會紀要》第5條,直接作為了內幕交易行政處罰的依據。證監會如此作法的理論依據應當是“舉重以明輕”:既然交易行為明顯異常可以成為入罪標準,而行政處罰的證明標準低于刑事案件,那么對于交易行為明顯異常者當然可以作出行政處罰。

但是,同樣的邏輯,對于聯絡、接觸型內幕交易,行政處罰的證明標準是高度吻合,作為制裁更為嚴厲、證明責任更高的內幕交易罪,其構成顯然應該比“高度吻合”標準更高。也就是說,在交易異常程度的考量上,《內幕交易司法解釋》第2條中的“交易行為明顯異常”要比《證券行政處罰座談會紀要》第5條中的“高度吻合”異常程度更高方可。否則,如果認為“交易行為明顯異常”標準可以低于“高度吻合”標準,那么將得出內幕交易行政違法的比刑事犯罪證明標準更高的結論。這無疑是荒唐的。

因此,證監會直接援引《內幕交易司法解釋》得出陽雪初構成內幕交易的結論,法律適用存在問題,理據并不充分。該案應當適用的是《證券行政處罰座談會紀要》,可惜證監會并未做到。(作者系湖南芙蓉律師事務所 劉高)

責任編輯:劉璽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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